Joe：「這個影像針對中國教育模式的結構做了很清楚的分析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。」
- 6月 11 週三 201420:48
邏輯思維~教育難題的意外答案
- 3月 22 週六 201402:39
台灣的代議制度出現了很大的問題
最近服務貿易協定洗版，很多人總是會問，你為何反對，你看過服務貿易協定內容了嗎？你了解了嗎？事實上，就算你看完了，真的有人可以完全了解嗎？
先前討論是否要停建核四，網路一堆人開始研究核能和台灣電力系統，討論二代健保制度，一堆人開始研究醫療制度影響層面，如果政府要公投表決是否要通過食品管理法，難道全民幾天內研究完食品化學和食品安全，然後去決定這法案是否實施？每次有個領域的議題出現，就要所有人了解，這樣可行嗎？醫療、化學、核能等實務知識和經驗，民眾自己研究幾天就懂了？這你也信？
像是以下這些話
經濟部次長卓士昭︰「服貿可讓年輕人到大陸工作享高薪」
經濟部部長施顏祥：「GDP逾5％，可能性越來越高」
吳敦義：「ECFA將讓台灣擁有萬里平原」
劉憶如：「黃金十年重奪四小龍之冠」、「台灣邁向四小龍之首」
馬英九：「ECFA可讓經濟趁勢而起」。
馬英九：「ECFA簽訂，經濟成長率上看8」
馬英九：「ECFA後今年GDP拚8％」
財政部長劉憶如：「經濟成長率列亞洲前茅」
財政部長劉憶如：「所得3萬美元4年內有望」
念經濟的學者或專家也不敢全面保證了解經濟政策的所有層面影響，搞政治、法律和歷史的官僚隨口講的保證，再無知的人也看得出是隨口說說，雖然台灣還真的一堆人信以為真。
什麼是術業有專攻，周末把懶人包讀完，就搞懂服務貿易協定了？這怎麼可能？
每個領域都有需要長期努力，有實務經驗和足夠知識才能判斷新政策對社會的作用有多大，但僅僅是該領域的專家還不夠。
基本上任何社會政策，當一開始制定者還在紙上推演的初期，經過反覆的修正，可能會以為很理想，好像左看右看都很完善，可是一旦把政策頒布下去，然後在真實社會實際執行的時候，通常就會出現許多政策上的漏洞現象，甚至是制定者根本沒想過會出現的社會副作用。
所以任何一個政府高層剛開始想到的社會政策，如果沒有和許多團體組織溝通過，從多個角度來思考政策的整體性是否完善，然後補強漏洞，只要法條規範上有個錯誤，那麼放大到龐大的社會系統中運作，很可能會造成當初始料危及的巨大負面效果，這就是實施政策的隱性成本，還沒實作以前，不知道結果如何，實作以後，沒想到這麼多副作用。
為何服務貿易協定的法條就一套，但各方人馬製作出來的懶人包這麼多版本，因為不同的角度思維，會讓政策產生許多異想不到的影響，制度和法條是死的，但人腦思考是活的，例如中國服務提供者總持股比例不得超過上限50%，數學邏輯上可能是安全的，但實際上未必安全，一家由統一和旺旺持股各佔25%的企業，你說這家企業的政策會是站在台灣人民這邊著想嗎，更何況許多台灣大企業的大股東，持股10%可能就是最大股東，擁有決策主導權了，政策制定者如果不了解企業控股的資訊，未必會知道這政策的漏洞所在，更何況，服務貿易協定是國與國之間的政策規範，這合約牽涉多層面的複雜度可以想像有多高。
美國是怎麼處理的，一套國際協議要表決，美國政府各部門、白宮、參眾兩議院、共和黨和民主黨各派系、眾多環保、宗教、人權等許多各式各樣的團體，還有各產業代表等，經過無數次的討論和妥協，這些過程透過許多媒體報導，美國各方人馬會因為輿論而形成自己的觀點，然後透過民意調查和民間企業統計，逐漸轉移壓力到政府各部門、國會和其他參與者的談判立場，即使只有小幅度的篇幅修改，都會讓只有一點影響力的個人或團體盡量參與討論，這種民主政治的決策是非常冗長的程序，至少是數季或數年起跳，只為了讓國內主要團體、企業和多數人民承擔決策的結果，至少人民可以承擔可預見的結果雛形。
服務貿易協定這麼龐大複雜的政策，讓民眾自己閱讀各種懶人包，然後幾天內用剛攻佔下來的立法院，表達意見和決策，雖然說台灣比美國的規模小很多，但幾天內要有結果，這你也信？
比較台灣和美國的差異，台灣的問題不在於對服務貿易協定知道的太少，而是整個代議制度出了問題，不管核四還是健保，或者教育政策，遇到表決通通都會有問題，好像，當你的手指摸頭會痛，摸腳也痛，摸肚子也痛，連摸別人也會痛，那問題肯定在手指，而不是每個地方都出問題。
先前討論是否要停建核四，網路一堆人開始研究核能和台灣電力系統，討論二代健保制度，一堆人開始研究醫療制度影響層面，如果政府要公投表決是否要通過食品管理法，難道全民幾天內研究完食品化學和食品安全，然後去決定這法案是否實施？每次有個領域的議題出現，就要所有人了解，這樣可行嗎？醫療、化學、核能等實務知識和經驗，民眾自己研究幾天就懂了？這你也信？
像是以下這些話
經濟部次長卓士昭︰「服貿可讓年輕人到大陸工作享高薪」
經濟部部長施顏祥：「GDP逾5％，可能性越來越高」
吳敦義：「ECFA將讓台灣擁有萬里平原」
劉憶如：「黃金十年重奪四小龍之冠」、「台灣邁向四小龍之首」
馬英九：「ECFA可讓經濟趁勢而起」。
馬英九：「ECFA簽訂，經濟成長率上看8」
馬英九：「ECFA後今年GDP拚8％」
財政部長劉憶如：「經濟成長率列亞洲前茅」
財政部長劉憶如：「所得3萬美元4年內有望」
念經濟的學者或專家也不敢全面保證了解經濟政策的所有層面影響，搞政治、法律和歷史的官僚隨口講的保證，再無知的人也看得出是隨口說說，雖然台灣還真的一堆人信以為真。
什麼是術業有專攻，周末把懶人包讀完，就搞懂服務貿易協定了？這怎麼可能？
每個領域都有需要長期努力，有實務經驗和足夠知識才能判斷新政策對社會的作用有多大，但僅僅是該領域的專家還不夠。
基本上任何社會政策，當一開始制定者還在紙上推演的初期，經過反覆的修正，可能會以為很理想，好像左看右看都很完善，可是一旦把政策頒布下去，然後在真實社會實際執行的時候，通常就會出現許多政策上的漏洞現象，甚至是制定者根本沒想過會出現的社會副作用。
所以任何一個政府高層剛開始想到的社會政策，如果沒有和許多團體組織溝通過，從多個角度來思考政策的整體性是否完善，然後補強漏洞，只要法條規範上有個錯誤，那麼放大到龐大的社會系統中運作，很可能會造成當初始料危及的巨大負面效果，這就是實施政策的隱性成本，還沒實作以前，不知道結果如何，實作以後，沒想到這麼多副作用。
為何服務貿易協定的法條就一套，但各方人馬製作出來的懶人包這麼多版本，因為不同的角度思維，會讓政策產生許多異想不到的影響，制度和法條是死的，但人腦思考是活的，例如中國服務提供者總持股比例不得超過上限50%，數學邏輯上可能是安全的，但實際上未必安全，一家由統一和旺旺持股各佔25%的企業，你說這家企業的政策會是站在台灣人民這邊著想嗎，更何況許多台灣大企業的大股東，持股10%可能就是最大股東，擁有決策主導權了，政策制定者如果不了解企業控股的資訊，未必會知道這政策的漏洞所在，更何況，服務貿易協定是國與國之間的政策規範，這合約牽涉多層面的複雜度可以想像有多高。
美國是怎麼處理的，一套國際協議要表決，美國政府各部門、白宮、參眾兩議院、共和黨和民主黨各派系、眾多環保、宗教、人權等許多各式各樣的團體，還有各產業代表等，經過無數次的討論和妥協，這些過程透過許多媒體報導，美國各方人馬會因為輿論而形成自己的觀點，然後透過民意調查和民間企業統計，逐漸轉移壓力到政府各部門、國會和其他參與者的談判立場，即使只有小幅度的篇幅修改，都會讓只有一點影響力的個人或團體盡量參與討論，這種民主政治的決策是非常冗長的程序，至少是數季或數年起跳，只為了讓國內主要團體、企業和多數人民承擔決策的結果，至少人民可以承擔可預見的結果雛形。
服務貿易協定這麼龐大複雜的政策，讓民眾自己閱讀各種懶人包，然後幾天內用剛攻佔下來的立法院，表達意見和決策，雖然說台灣比美國的規模小很多，但幾天內要有結果，這你也信？
比較台灣和美國的差異，台灣的問題不在於對服務貿易協定知道的太少，而是整個代議制度出了問題，不管核四還是健保，或者教育政策，遇到表決通通都會有問題，好像，當你的手指摸頭會痛，摸腳也痛，摸肚子也痛，連摸別人也會痛，那問題肯定在手指，而不是每個地方都出問題。
- 1月 22 週三 201415:34
教育改革是一場社會革命
Joe在中學的時候，才剛開始學習英文，英文老師是以單字背誦和文法為主，聽和說的比例較低，Joe當時疑惑了，學習語言是為了溝通，應該以日常生活對話為主，有了基礎概念，再進一步擴充文法和字彙，事實上，即使沒有紙本的教學，單純只有日常對話，人類依然可以學會複雜的語言，例如Joe從小沒刻意學過台語，更沒看過台語課本或寫過台語字詞，但Joe可以輕鬆的用台語溝通，絲毫不成問題，Joe相信很多人也有同樣的感受，甚至Joe到中國福建或新加坡，也可以和當地人用台語（閩南話）溝通，腔調問題也能快速適應，但英文就不同了，即使用國中、高中、大學數年學習英文，很多時候Joe在和外國人交談時，對話還是會有語言切換模式的問題。
例如contract a bad habit，Joe會先思考contract（沾染）、bad（不好的）、habit（習慣），然後組合成（染上壞習慣），需要在腦中經過一個短暫的思考時間，然後才能⋯⋯翻譯文句，跟美國人或英國人溝通不成問題，但是和菲律賓人或印度人溝通時，腔調可能變成問題，腦中接收和翻譯語句的速度跟不上，造成英文聽力較差，需要對方重複敘述才行。Joe學習了多年的英文，需要用英文和新加坡人溝通時，效率可能還比不上台語，當然也許是Joe學習英文還不夠用心，但Joe壓根不覺得自己學習台語比英文用心，為何台語更流利，因為Joe從小就習慣台語的溝通環境，讀雙語幼稚園（國語和台語），自然而然學習了台語，完成了聽和說的能力便可與人溝通。讀寫能力則需要另外學習，就像中文那樣，先熟悉了聽和說，再鑽研讀跟寫，但為何很多台灣人小時候學英文幾乎都是讀跟寫為主，甚至很多人即使可以把英文考卷考得很好，但真的要和外國人用英文溝通，卻支支吾吾說不出口，或發者根本聽不懂。
Joe曾經和英文老師討論過，其實這個問題有解決的方法，但中學義務教育沒辦法這樣教，老師告訴我，這樣教的話，孩子在聯考制度上考不出好成績，聯考只考讀跟寫，沒考聽跟說，這就令人疑惑了，語言是用來溝通的，但義務教育教出來的國民，可以考試考很好，但實際上無法用英文溝通，這樣的教育是成功的？
如果不成功，為何我們不換掉舊的制度，採用測試聽跟說的教學方式，讓小孩可以真的學會英文的用法？這些問題到了Joe上大學的時候才逐漸明白。
Joe大學時期和畢業後兩年，曾經在公立學校和補教業教過化學，Joe自己明白，其實高中的教材內容，對於學生日後生活或社會化的過程中，使用率其實很低，以物理和化學來說，應該給予學生的是科學的研究過程，讓他們學會思考，例如更多的實驗、分組討論、開放式對答、設計實驗等，而非大量的紙筆測試，這些才是探討科學的本質。但目前的教育制度，讓學生不得不進行大量的紙筆測驗，於是Joe在自己指導的班級上，調整課程的教學內容，例如增加實驗課程的比例、國際科學研究相關題材的討論、生活實用化學、科展研究等，希望能啟發學生的思考，讓學生更願意主動參與討論。
國中生背誦1744年法國的拉瓦節（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）根據所作的實驗，發表了質量守恆定律（Law of conservation of mass），這幾乎沒有意義。反之，了解什麼樣的時空背景導致拉瓦節想做這些實驗，怎樣去設計這個實驗，這樣才有意義。當時「化學」甚至還不是一門學問，做出這些實驗既無法成名，也不能致富，做實驗是需要經費的，一位政治家為何要自己花錢來做實驗，難道21世紀的學生不會懷疑18世紀的科學家拉瓦節有這樣的舉動嗎？
其實學生們也會懷疑，甚至有些對科學有興趣的學生，還會主動去找資料，了解來龍去脈，而不是單純背誦而已，學生是真的在學習科學，這種教學可以引導出學生的學習興趣，學生們確實可以更愉悅的學習，但是因為缺乏大量重複的練習和記憶，學生的考試測驗能力自然無法大幅提升，現行的考試制度及教學模式對於引導學生的學習興趣很不利，只要學生成績沒有成長，那麼學生的家長們，立刻會形成反對的力量，這股力量會迫使教師不得不改變教學模式，回歸原本的工業化量產教育模式。
工業化量產教育模式可以快速量產擅長科學計算和科學原理的學生，但會剝奪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，把學習想像力鎖在一個小範圍內，但可以讓學生的考試成績變好，但這和開放式教學的概念是相衝突的，難以兩者並行。但學生的家長重視的是成績，因為社會大眾的價值觀是有好的成績才能上好的大學，然後有較高機率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，家長以為孩子要有好成績才有好未來，所以教師即使想改革教育模式，在現行的社會教育氛圍中，窒礙難行，放大到許多學術科目上，才會發現教育改革不只是改革教學模式，而是在改革整個社會價值觀，顛覆整個學生家長的價值觀，這是多麼宏觀的改革，談何容易！
台灣的少子化問題已經越來越嚴重，至少未來20年之內，都難以改善，許多學校為了爭取學生人數，必須拿出更好的升學成績當活廣告，讓家長願意把小孩送到學校來，尤其是競爭激烈的私立學校更為明顯，很多極端的工業化教育模式至今仍然進行著，老一輩或守舊派的教師還遵循著這些教學模式，「因為前輩這樣做，所以我也這樣做」。教學制度仍然僵化，教師可以提前看見數年後會出社會的小孩，教師們教育的學生，可能是未來的創業家、專業技術人員、政治人物、勞工、社會底層、罪犯、商人，教師可以觀察到，社會如何產生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的過程，教師是一種能夠預知未來社會可能出現問題的職業，思想敏銳的教師，可以隱隱約約觀察到社會未來會出現的問題。
為何台灣多年來的教育改革總是失敗的？因為台灣需要改革的不是學生，而是教育制度的設計者，還有許許多多的家長，學生是接收制度和教育者，他們難以改革制度，當家長和制度改革者的思想改變了，對未來世界價值觀改變了，那麼就算沒有教育改革，學校的教師們，也會受到家長的要求和輿論壓力而改變教學方式，輿論壓力的方向在哪，考試制度就跟著改變，官方教育改革者也會跟著改變，然後學校教師的教學方式也會跟著改變，台灣現行教育問題的源頭在於眾多學生背後的家長們。
在台灣，不只學生們比較在校成績，教師們也在比較成績，誰的班級平均成績高，教師也會覺得自豪，較少教師會討論或比較誰的教學更能引起學生興趣，哪種教學更能引導獨立思考的過程。當然不乏有抱負的教育改革者，或者熱血想要改革教育的教師也會在學校推行新的教育模式，但比例明顯偏低，教育改革要成功，首先是社會要認同，否則提倡這些改革的人，在家長們眼中，只是異類和不務正業，對考試成績沒幫助，想做什麼突破，都會有一堆人扯後腿，然後反映在教改制度上，新制度往往是多方人馬折衷討論出來的方案，東改一點，西改一點，變成詭異的新制度，學生再度變成白老鼠，而現行的教育改革，例如多年國教，還沒實驗就能預知實驗會失敗，但學生依然得當白老鼠，學生們等到自己進了大學，或者出了社會，才知道自己當初受的教育是有問題的制度，但人生已不能重來。
家中有還在就學的國高中學生的家庭應該可以體會，大多數學生待在學校的時間其實非常長，有些學校還有早自習和晚自習，學生在學校大多是進行「課程」和反覆的「考試」，很多成年人都經歷過，中學時，學校為了提前準備指考或聯考，正式課程早就教完了，基本上都是反覆不停的重複一樣的「考試」動作，學生們幾乎沒有課外閱讀和自我思考的時間，就算有時間，學生也會因為擔心考試將至，時間倒數，心思依然在「考試」，直到考完，甚至是考上台、清、交、成等家長眼中的好學校，才會鬆一口氣，但是這樣一味當考試機器人，缺乏對國際觀和未來社會發展的認知，等到大學畢業後才開始認識這些社會化過程，真的是好事嗎？
隨著學歷的價值開始貶值，當年1980年代以後出生的白老鼠，如今逐漸成為家長，都曾體會過求學歷程的許多錯誤步驟，孩子不該被刻意塑造成相似的思想者，未來這個世代的家長會逐漸掌握教育的決策權，當老一輩的家長們逐漸淡出教育改革的決策權，台灣需要一個支持獨立思考教育的環境，當社會價值觀能夠改變時，台灣真正的教育改革時代才會來臨。
http://www.naipo.com/Portals/1/web_tw/Knowledge_Center/Editorial/publish-139.htm
例如contract a bad habit，Joe會先思考contract（沾染）、bad（不好的）、habit（習慣），然後組合成（染上壞習慣），需要在腦中經過一個短暫的思考時間，然後才能⋯⋯翻譯文句，跟美國人或英國人溝通不成問題，但是和菲律賓人或印度人溝通時，腔調可能變成問題，腦中接收和翻譯語句的速度跟不上，造成英文聽力較差，需要對方重複敘述才行。Joe學習了多年的英文，需要用英文和新加坡人溝通時，效率可能還比不上台語，當然也許是Joe學習英文還不夠用心，但Joe壓根不覺得自己學習台語比英文用心，為何台語更流利，因為Joe從小就習慣台語的溝通環境，讀雙語幼稚園（國語和台語），自然而然學習了台語，完成了聽和說的能力便可與人溝通。讀寫能力則需要另外學習，就像中文那樣，先熟悉了聽和說，再鑽研讀跟寫，但為何很多台灣人小時候學英文幾乎都是讀跟寫為主，甚至很多人即使可以把英文考卷考得很好，但真的要和外國人用英文溝通，卻支支吾吾說不出口，或發者根本聽不懂。
Joe曾經和英文老師討論過，其實這個問題有解決的方法，但中學義務教育沒辦法這樣教，老師告訴我，這樣教的話，孩子在聯考制度上考不出好成績，聯考只考讀跟寫，沒考聽跟說，這就令人疑惑了，語言是用來溝通的，但義務教育教出來的國民，可以考試考很好，但實際上無法用英文溝通，這樣的教育是成功的？
如果不成功，為何我們不換掉舊的制度，採用測試聽跟說的教學方式，讓小孩可以真的學會英文的用法？這些問題到了Joe上大學的時候才逐漸明白。
Joe大學時期和畢業後兩年，曾經在公立學校和補教業教過化學，Joe自己明白，其實高中的教材內容，對於學生日後生活或社會化的過程中，使用率其實很低，以物理和化學來說，應該給予學生的是科學的研究過程，讓他們學會思考，例如更多的實驗、分組討論、開放式對答、設計實驗等，而非大量的紙筆測試，這些才是探討科學的本質。但目前的教育制度，讓學生不得不進行大量的紙筆測驗，於是Joe在自己指導的班級上，調整課程的教學內容，例如增加實驗課程的比例、國際科學研究相關題材的討論、生活實用化學、科展研究等，希望能啟發學生的思考，讓學生更願意主動參與討論。
國中生背誦1744年法國的拉瓦節（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）根據所作的實驗，發表了質量守恆定律（Law of conservation of mass），這幾乎沒有意義。反之，了解什麼樣的時空背景導致拉瓦節想做這些實驗，怎樣去設計這個實驗，這樣才有意義。當時「化學」甚至還不是一門學問，做出這些實驗既無法成名，也不能致富，做實驗是需要經費的，一位政治家為何要自己花錢來做實驗，難道21世紀的學生不會懷疑18世紀的科學家拉瓦節有這樣的舉動嗎？
其實學生們也會懷疑，甚至有些對科學有興趣的學生，還會主動去找資料，了解來龍去脈，而不是單純背誦而已，學生是真的在學習科學，這種教學可以引導出學生的學習興趣，學生們確實可以更愉悅的學習，但是因為缺乏大量重複的練習和記憶，學生的考試測驗能力自然無法大幅提升，現行的考試制度及教學模式對於引導學生的學習興趣很不利，只要學生成績沒有成長，那麼學生的家長們，立刻會形成反對的力量，這股力量會迫使教師不得不改變教學模式，回歸原本的工業化量產教育模式。
工業化量產教育模式可以快速量產擅長科學計算和科學原理的學生，但會剝奪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，把學習想像力鎖在一個小範圍內，但可以讓學生的考試成績變好，但這和開放式教學的概念是相衝突的，難以兩者並行。但學生的家長重視的是成績，因為社會大眾的價值觀是有好的成績才能上好的大學，然後有較高機率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，家長以為孩子要有好成績才有好未來，所以教師即使想改革教育模式，在現行的社會教育氛圍中，窒礙難行，放大到許多學術科目上，才會發現教育改革不只是改革教學模式，而是在改革整個社會價值觀，顛覆整個學生家長的價值觀，這是多麼宏觀的改革，談何容易！
台灣的少子化問題已經越來越嚴重，至少未來20年之內，都難以改善，許多學校為了爭取學生人數，必須拿出更好的升學成績當活廣告，讓家長願意把小孩送到學校來，尤其是競爭激烈的私立學校更為明顯，很多極端的工業化教育模式至今仍然進行著，老一輩或守舊派的教師還遵循著這些教學模式，「因為前輩這樣做，所以我也這樣做」。教學制度仍然僵化，教師可以提前看見數年後會出社會的小孩，教師們教育的學生，可能是未來的創業家、專業技術人員、政治人物、勞工、社會底層、罪犯、商人，教師可以觀察到，社會如何產生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的過程，教師是一種能夠預知未來社會可能出現問題的職業，思想敏銳的教師，可以隱隱約約觀察到社會未來會出現的問題。
為何台灣多年來的教育改革總是失敗的？因為台灣需要改革的不是學生，而是教育制度的設計者，還有許許多多的家長，學生是接收制度和教育者，他們難以改革制度，當家長和制度改革者的思想改變了，對未來世界價值觀改變了，那麼就算沒有教育改革，學校的教師們，也會受到家長的要求和輿論壓力而改變教學方式，輿論壓力的方向在哪，考試制度就跟著改變，官方教育改革者也會跟著改變，然後學校教師的教學方式也會跟著改變，台灣現行教育問題的源頭在於眾多學生背後的家長們。
在台灣，不只學生們比較在校成績，教師們也在比較成績，誰的班級平均成績高，教師也會覺得自豪，較少教師會討論或比較誰的教學更能引起學生興趣，哪種教學更能引導獨立思考的過程。當然不乏有抱負的教育改革者，或者熱血想要改革教育的教師也會在學校推行新的教育模式，但比例明顯偏低，教育改革要成功，首先是社會要認同，否則提倡這些改革的人，在家長們眼中，只是異類和不務正業，對考試成績沒幫助，想做什麼突破，都會有一堆人扯後腿，然後反映在教改制度上，新制度往往是多方人馬折衷討論出來的方案，東改一點，西改一點，變成詭異的新制度，學生再度變成白老鼠，而現行的教育改革，例如多年國教，還沒實驗就能預知實驗會失敗，但學生依然得當白老鼠，學生們等到自己進了大學，或者出了社會，才知道自己當初受的教育是有問題的制度，但人生已不能重來。
家中有還在就學的國高中學生的家庭應該可以體會，大多數學生待在學校的時間其實非常長，有些學校還有早自習和晚自習，學生在學校大多是進行「課程」和反覆的「考試」，很多成年人都經歷過，中學時，學校為了提前準備指考或聯考，正式課程早就教完了，基本上都是反覆不停的重複一樣的「考試」動作，學生們幾乎沒有課外閱讀和自我思考的時間，就算有時間，學生也會因為擔心考試將至，時間倒數，心思依然在「考試」，直到考完，甚至是考上台、清、交、成等家長眼中的好學校，才會鬆一口氣，但是這樣一味當考試機器人，缺乏對國際觀和未來社會發展的認知，等到大學畢業後才開始認識這些社會化過程，真的是好事嗎？
隨著學歷的價值開始貶值，當年1980年代以後出生的白老鼠，如今逐漸成為家長，都曾體會過求學歷程的許多錯誤步驟，孩子不該被刻意塑造成相似的思想者，未來這個世代的家長會逐漸掌握教育的決策權，當老一輩的家長們逐漸淡出教育改革的決策權，台灣需要一個支持獨立思考教育的環境，當社會價值觀能夠改變時，台灣真正的教育改革時代才會來臨。
http://www.naipo.com/Portals/1/web_tw/Knowledge_Center/Editorial/publish-139.htm
- 1月 08 週三 201408:36
也許一開始我們就搞錯了學習的意義
Joe在26歲的時候，有段時間在西澳大利亞隨著船隊出海捕撈漁產，和Joe同船的亞洲人還有另一位南韓人，當船長告知我們，在船上，每個人都 要輪流烹飪所有船員的餐點，南韓人驚訝的跟船長說，我不會煮飯做菜。船長傻眼了，竟然有人活到25歲了，無法做飯給自己，這樣的人如何在社會闖蕩生活。後來Joe私下和南韓人討論，原來南韓人和台灣年輕人類似，一路念書念到了大學，甚至是研究所，畢業後在南韓無法進入三星謀職，於是跑到澳洲旅遊打工，出社會以前，他根本沒有學過烹飪，不要說煮給整船的人餐點，就算煮給自己也沒辦法，他只會專業領域的知識，但出社會後才知道自己對科技業興趣缺缺，過去所學的知識在船上都派不上用場。
從實務經驗找到學習方向 事業蒸蒸日上
Joe在船隊時訪談過船上的機組人員和漁夫，甚至是船長，他們在澳洲大多是中學畢業就出來社會工作，然後經過數年的磨練， 逐漸找到自己喜歡工作，就在海上長年工作，船長因為對漁業真的非常有興趣，而且工作數年後，對各種海中生物、洋流、航海技術、天候判斷愈來愈熟悉，例如撈捕干貝，他認為魚網可以稍作改良，船上的工作平台也可以調整，讓工作流程變得更流暢，還可以提高撈捕效率，撈捕的干貝大小可以控制，避免過度撈補小型干貝，保護海洋資源。
於是船長回到陸地上，回到澳洲專門的漁業相關學校求學，他發現必須學習海洋生態學、工程數學、氣象學、流體力學、基礎物理 等專業領域的科目，但他只有中學畢業，只好從高中念起，加強數學能力。他回憶求學的過程，因為他有實務的經驗，所以學習非常快速，而數學和物理幫他把許多概念數據化，他可以更具體的掌握漁業相關的機械改良，一路念到大學畢業，最後又回到船上，他擁有完整的漁業知識和實務經驗，他的漁船漁獲量年年增加，於是購買新船，有了船隊，他需要經營多艘船的事務，還有岸上的工廠管理，了解漁貨市場價格，知道那些季節應該撈捕什麼魚貨，才有機會在適當時機賣到好價錢，於 是他又回到學校，進入研究所學習商業管理，學習更多團隊管理的學問，提高整個團隊的工作效率。
從實務經驗找到學習方向 事業蒸蒸日上
Joe在船隊時訪談過船上的機組人員和漁夫，甚至是船長，他們在澳洲大多是中學畢業就出來社會工作，然後經過數年的磨練， 逐漸找到自己喜歡工作，就在海上長年工作，船長因為對漁業真的非常有興趣，而且工作數年後，對各種海中生物、洋流、航海技術、天候判斷愈來愈熟悉，例如撈捕干貝，他認為魚網可以稍作改良，船上的工作平台也可以調整，讓工作流程變得更流暢，還可以提高撈捕效率，撈捕的干貝大小可以控制，避免過度撈補小型干貝，保護海洋資源。
於是船長回到陸地上，回到澳洲專門的漁業相關學校求學，他發現必須學習海洋生態學、工程數學、氣象學、流體力學、基礎物理 等專業領域的科目，但他只有中學畢業，只好從高中念起，加強數學能力。他回憶求學的過程，因為他有實務的經驗，所以學習非常快速，而數學和物理幫他把許多概念數據化，他可以更具體的掌握漁業相關的機械改良，一路念到大學畢業，最後又回到船上，他擁有完整的漁業知識和實務經驗，他的漁船漁獲量年年增加，於是購買新船，有了船隊，他需要經營多艘船的事務，還有岸上的工廠管理，了解漁貨市場價格，知道那些季節應該撈捕什麼魚貨，才有機會在適當時機賣到好價錢，於 是他又回到學校，進入研究所學習商業管理，學習更多團隊管理的學問，提高整個團隊的工作效率。
- 12月 18 週三 201319:42
笨蛋，不是台灣沒人才，是台灣留不住人才
最近有位台灣企業家曾說，產業界找不到所需要的人才，雖然台灣有很多的博士和碩士，但創意人才多寡和碩士、博士的數量並無相關，產業的需求與學校教育所訓練出來的人才沒辦法搭配起來，但其實台灣過去曾經擁有許多人才，只是如今企業們逐漸發現，過去教育產出的人才泉源逐漸乾枯，人才也逐漸流失。事實上，這些問題在多年前就埋下伏筆，在多年後惡果反撲到企業自己身上。
用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。美籍華裔的籃球好手林書豪，如果真的回到台灣進入籃球職場，林書豪在NBA的年薪加上周邊廣告效益，最保守估計至少也是千萬美元，台灣職業籃球SBL所有球隊球員加起來的薪資，還不及林書豪一人，因為市場太小、資源太少，投資的企業受限規模不願投入，所以根本問題不在於台灣沒有人才，而是台灣沒有留住人才的市場。就算真的有本土人才，這些人依然會跑出台灣，前往更理想的就業市場，這些例子在過去十年的科技業和近年的娛樂業都可以發現，缺乏市場誘因的情況下，人才競相往中國發展，人才不是沒有，是流光了，即使改變台灣教育的模式，依然沒有解決問題，因為人才根本留不住。
亞洲許多新興市場隨著人口勞動力快速成長，這些國家的產業發展出許多和台灣競爭的產品，加上網路科技勢力的崛起，台灣過去許多企業明顯適應不良，逐漸體會到不能用過去的方式在國際市場作戰，但企業主們卻不想先付出成本來培訓人員，反而想從教育體系中直接找到適合的人才，省去前置作業的成本。但事實上，這是錯誤的業者思維，因為在國際市場上的主要競爭對手，在技術或營運能力方面，清一色都會領先學術界或學校數年的差距，幾乎不會有畢業生一出校園，就是完全符合一流企業所需的人才，技術和經驗肯定都得在公司內磨一磨。如果畢業生一出校園，進入該企業就能完全符合需求，那麼這肯定是二流企業，這間企業的水準太低了，僅僅是畢業生就能滿足需求。
用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。美籍華裔的籃球好手林書豪，如果真的回到台灣進入籃球職場，林書豪在NBA的年薪加上周邊廣告效益，最保守估計至少也是千萬美元，台灣職業籃球SBL所有球隊球員加起來的薪資，還不及林書豪一人，因為市場太小、資源太少，投資的企業受限規模不願投入，所以根本問題不在於台灣沒有人才，而是台灣沒有留住人才的市場。就算真的有本土人才，這些人依然會跑出台灣，前往更理想的就業市場，這些例子在過去十年的科技業和近年的娛樂業都可以發現，缺乏市場誘因的情況下，人才競相往中國發展，人才不是沒有，是流光了，即使改變台灣教育的模式，依然沒有解決問題，因為人才根本留不住。
亞洲許多新興市場隨著人口勞動力快速成長，這些國家的產業發展出許多和台灣競爭的產品，加上網路科技勢力的崛起，台灣過去許多企業明顯適應不良，逐漸體會到不能用過去的方式在國際市場作戰，但企業主們卻不想先付出成本來培訓人員，反而想從教育體系中直接找到適合的人才，省去前置作業的成本。但事實上，這是錯誤的業者思維，因為在國際市場上的主要競爭對手，在技術或營運能力方面，清一色都會領先學術界或學校數年的差距，幾乎不會有畢業生一出校園，就是完全符合一流企業所需的人才，技術和經驗肯定都得在公司內磨一磨。如果畢業生一出校園，進入該企業就能完全符合需求，那麼這肯定是二流企業，這間企業的水準太低了，僅僅是畢業生就能滿足需求。
- 12月 10 週二 201318:24
19世紀的排華文化
有讀者從海外工作回台後，寫信來和Joe討論關於在國外所見的一些想法，例如在全世界各地，只要有華人群聚的地方，都可以看到「China Town」，常聽到的說法是，因為華人在海外更需要凝聚團結，加上民族性的關係，華人就是喜歡熱鬧，所以在國外城市裡，自然而然的匯聚居在一起，因此形成了特殊的區域，外國人把這些區域稱作唐人街，或是中國城。
事實上，近兩百年來，華人像「蟲族」一般，移居到全世界各地，在19世紀以前，「黃禍」、「豬仔」的侮辱字眼更是直接用來形容這些海外華人，全世界許多國家，例如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、墨西哥、韓國、印度、緬甸、馬來西亞、柬埔寨、紐西蘭、越南、印尼、西班牙、所羅門、英國、菲律賓、羅馬等等，都有排華的歷史紀錄，甚至1882年美國總統Chester Alan Arthur簽署美國第一部針對特定族群的移民法《排華法案（Chinese Exclusion Act）》，將所有華人勞工拒於美國之外，禁止10年內華人技術工與非技術工來美國，同時限制華人的公民權利，後續還出現相關的排華法案，居留在美國的華人活動只能 局限在華人社區，集中居住在「China Town」，靠經營洗衣店、餐館、雜貨店等服務業為生，後來澳洲、紐西蘭、加拿大等國家也跟進效法，設立歧視條約。
Chester Alan Arthur總統是從林肯時代反對黑奴運動中興起的政治家，為何這樣的總統，會願意簽署這樣的反對族歧視法案，甚至他還是先反對，等國會修改法案更完善後才簽的，有份當時參議院的報告中是這樣形容，華人的高度競爭力，將把所有工人階級擠出市場，而且嚴重加劇資本化市場所造成的貧富不均，華人是一個我國趕不走也不能收留的種族，短期內看不出危害，但長期來看，他們會造成國家社會莫大的動盪。
其實華人剛到美國西岸的時候，當地的資本家也是很樂意雇用華人勞工的，甚至華人勞工簡直就是機器人，日夜不停地工作，幾乎不用休息，當時美國開始盛行勞工階層主義，例如勞工工時太長，會傷害身體，病倒了，有良心的老闆開始制定規矩，一天假設工作10小時，剩下的時間要休息，結果這些華人勞工反而離開了，跳潮到其他不規定工時上限的老闆那裏去。
老闆就疑惑了，減少工時竟然不滿意，華人勞工當然不滿意，我們從中國大老遠飄洋過來，就是為了工作賺錢，你不讓我們工作滿檔，我剩下的時間要做啥，我不是來度假的阿，不讓我賺錢，我得跑路了，華人勞工不僅能幹，而且還像機器人一樣，瘋狂幹的不停，存了一堆錢，當時美國政府課稅主要透過房地產制度，華人除了基本的民生用品，在當地幾乎不消費，不會去買房或者耐久財商品，存錢就是準備拿回中國老家，這些華人沒想過要在美國生活，單純就是想賺錢。
華人所有雜事都能做，修繕、顧小孩、家庭清潔、工地工作、高危險工作等，只要給錢，華人什麼都能做，而且要的工資也不高，老闆只要開口就答應，其實資產階級超熱愛這些華人勞工，但是對於在美國當地生活的愛爾蘭、西班牙、法國、墨西哥、印地安人與黑人移民來說，華人是格格不入的，因為華人的心不在美國，只想賺錢，但美國當地的移民勞工除了工作，還需要休閒，當時美國開始興起勞工運動，提倡勞工安全，禁止童工，同工同酬，八小時工作制度，勞工們透過團結弱勢組織罷工，形成一股勢力來和資本家談判，只有所有勞工一起罷工，老闆才會願意妥協。
但唯一例外的就是華人，華人勞工不僅拒絕加入工會，而且還和資本家站在一塊，成為「工賊」，大家罷工，唯獨華人勞工不參加罷工去上班裡，因為華人自己不爭取權利，但卻會拖累所有勞工一起下地獄，從美國當地移民的角度來看，越無良的老闆，華人勞工越喜歡，百思不得其解，為何華人甘願一直不斷的工作，為你們爭取權益，你們還站在資本家那邊，讓其他移民勞工恨在心，但這還不足以讓美國形成國家法案。
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華人不認同美國的文化，除了工作賺錢，剩下的就是賺錢工作，其他的社會議題漠不關心，不納稅，不參與勞工運動，不參與選舉，甚至還把投票權轉賣給資本家，聽任工地主管來投票，華人的行為和競爭力已經不只危害到美國無產階級，甚至是加州地區的政治也嚴重受到影響。
即使到了現代，依然可以在歐洲或美國，或者東南亞看到類似的現象，華人員工常盛行做「黑工」，不遵守規矩，非法逃稅，只要能賺錢，不管合法非法都會做，華人老闆一開店就是24小時，日夜不停的工作，一年到頭幾乎不休假，拼命地賺錢，當地外國人疑惑華人為何可以都不休閒不度假，一家人擠在一間店裡，店就是家，家就是店，活動空間只在自己的社區或家裡，在外頭要不看不到華人，要不就是一大群在餐館後方聚著，好像「螞蟻」一樣，一出現就是工作，沒有喜怒哀樂，群體出現，群體消失，唯一和螞蟻不同的是，華人賺錢不納稅，能享受的社會福利就享受，除非直接嚴重傷害到自己權利，否則不參與任何社會活動，往往和當地的文化嚴重不相容。
描述到這裡，如果讀者是這些國家的當地國民，你長期看見這樣的移民，而你又是努力工作的中產階級，你會排擠這群人嗎？
事實上，近兩百年來，華人像「蟲族」一般，移居到全世界各地，在19世紀以前，「黃禍」、「豬仔」的侮辱字眼更是直接用來形容這些海外華人，全世界許多國家，例如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、墨西哥、韓國、印度、緬甸、馬來西亞、柬埔寨、紐西蘭、越南、印尼、西班牙、所羅門、英國、菲律賓、羅馬等等，都有排華的歷史紀錄，甚至1882年美國總統Chester Alan Arthur簽署美國第一部針對特定族群的移民法《排華法案（Chinese Exclusion Act）》，將所有華人勞工拒於美國之外，禁止10年內華人技術工與非技術工來美國，同時限制華人的公民權利，後續還出現相關的排華法案，居留在美國的華人活動只能 局限在華人社區，集中居住在「China Town」，靠經營洗衣店、餐館、雜貨店等服務業為生，後來澳洲、紐西蘭、加拿大等國家也跟進效法，設立歧視條約。
Chester Alan Arthur總統是從林肯時代反對黑奴運動中興起的政治家，為何這樣的總統，會願意簽署這樣的反對族歧視法案，甚至他還是先反對，等國會修改法案更完善後才簽的，有份當時參議院的報告中是這樣形容，華人的高度競爭力，將把所有工人階級擠出市場，而且嚴重加劇資本化市場所造成的貧富不均，華人是一個我國趕不走也不能收留的種族，短期內看不出危害，但長期來看，他們會造成國家社會莫大的動盪。
其實華人剛到美國西岸的時候，當地的資本家也是很樂意雇用華人勞工的，甚至華人勞工簡直就是機器人，日夜不停地工作，幾乎不用休息，當時美國開始盛行勞工階層主義，例如勞工工時太長，會傷害身體，病倒了，有良心的老闆開始制定規矩，一天假設工作10小時，剩下的時間要休息，結果這些華人勞工反而離開了，跳潮到其他不規定工時上限的老闆那裏去。
老闆就疑惑了，減少工時竟然不滿意，華人勞工當然不滿意，我們從中國大老遠飄洋過來，就是為了工作賺錢，你不讓我們工作滿檔，我剩下的時間要做啥，我不是來度假的阿，不讓我賺錢，我得跑路了，華人勞工不僅能幹，而且還像機器人一樣，瘋狂幹的不停，存了一堆錢，當時美國政府課稅主要透過房地產制度，華人除了基本的民生用品，在當地幾乎不消費，不會去買房或者耐久財商品，存錢就是準備拿回中國老家，這些華人沒想過要在美國生活，單純就是想賺錢。
華人所有雜事都能做，修繕、顧小孩、家庭清潔、工地工作、高危險工作等，只要給錢，華人什麼都能做，而且要的工資也不高，老闆只要開口就答應，其實資產階級超熱愛這些華人勞工，但是對於在美國當地生活的愛爾蘭、西班牙、法國、墨西哥、印地安人與黑人移民來說，華人是格格不入的，因為華人的心不在美國，只想賺錢，但美國當地的移民勞工除了工作，還需要休閒，當時美國開始興起勞工運動，提倡勞工安全，禁止童工，同工同酬，八小時工作制度，勞工們透過團結弱勢組織罷工，形成一股勢力來和資本家談判，只有所有勞工一起罷工，老闆才會願意妥協。
但唯一例外的就是華人，華人勞工不僅拒絕加入工會，而且還和資本家站在一塊，成為「工賊」，大家罷工，唯獨華人勞工不參加罷工去上班裡，因為華人自己不爭取權利，但卻會拖累所有勞工一起下地獄，從美國當地移民的角度來看，越無良的老闆，華人勞工越喜歡，百思不得其解，為何華人甘願一直不斷的工作，為你們爭取權益，你們還站在資本家那邊，讓其他移民勞工恨在心，但這還不足以讓美國形成國家法案。
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華人不認同美國的文化，除了工作賺錢，剩下的就是賺錢工作，其他的社會議題漠不關心，不納稅，不參與勞工運動，不參與選舉，甚至還把投票權轉賣給資本家，聽任工地主管來投票，華人的行為和競爭力已經不只危害到美國無產階級，甚至是加州地區的政治也嚴重受到影響。
即使到了現代，依然可以在歐洲或美國，或者東南亞看到類似的現象，華人員工常盛行做「黑工」，不遵守規矩，非法逃稅，只要能賺錢，不管合法非法都會做，華人老闆一開店就是24小時，日夜不停的工作，一年到頭幾乎不休假，拼命地賺錢，當地外國人疑惑華人為何可以都不休閒不度假，一家人擠在一間店裡，店就是家，家就是店，活動空間只在自己的社區或家裡，在外頭要不看不到華人，要不就是一大群在餐館後方聚著，好像「螞蟻」一樣，一出現就是工作，沒有喜怒哀樂，群體出現，群體消失，唯一和螞蟻不同的是，華人賺錢不納稅，能享受的社會福利就享受，除非直接嚴重傷害到自己權利，否則不參與任何社會活動，往往和當地的文化嚴重不相容。
描述到這裡，如果讀者是這些國家的當地國民，你長期看見這樣的移民，而你又是努力工作的中產階級，你會排擠這群人嗎？
- 12月 08 週日 201323:55
應付未來新趨勢變化所需的觀念
1986年以來，台灣的大學數量增加非常快，從28間大學，1996年67間大學，2011年148間，2012年已經高達160間大學院校，但高等教育普及化，反而讓學生失業率上升，許多年輕學子並不了解就讀大學或者研究所的意義，大學畢業後可以選擇的工作機會不多，或者不知道要做什麼，當身邊大多數同儕大學畢業後都念研究所，大學生難免擔心沒有碩士學歷，無法取得求職優勢，只好盲從升學繼續攻讀研究所，結果完成碩士班學業後，依然不清楚自己未來方向，甚至進入職場後才發現，研究所所學與職場更沒有直接關連。
不論是年輕人的能力遠不如學歷，校園所學不足以滿足職場所需，或是台灣企業怠惰，不願意付出成本培養人才，建構優質職場環境的因素，不管是前者，還是後者，或者兩者都有，都改變不了世界正在快速變化的事實，例如能源業的油頁岩開發技術變革、汽車業的製程和動力裝置變革、Big data在各產業的應用、生物科技的變革、傳統手機流行變成平板電子商品等，尤其是網路和科技快速進步的同時，每天都可能有新的些微變化，日復一日，累積成巨大的變化，不管你是屬於哪個領域或者知識水平，都應該改變過去學習新知的方式。
隨著行動通訊和網路便利性越來越高，越來越多人把各式各樣的資訊放到網際網路上，近幾年來，隨著網站作者和部落客把各種資訊經過系統化的整理，網路越來越盛行的時代裡，尋找資訊已經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情，透過、Facebook和Twitter，網路變成一本最大且時時刻刻更新的書，完全呈現一個「資訊氾濫」的情況，遠超過傳統實體書籍整合資訊的速度，甚至是一般人所能吸收資訊的速度，資訊實在是太氾濫了，不管是工作或生活周邊的疑難雜症，透過網路都可以快速整合出適合的解決方法，只要肯動手去找和研究，能找到的新資訊趨近無限多，所以快速找到符合自己所需的資訊就變成關鍵，這樣才能提高吸收資訊的效率，這也是Joe這幾年一直在做的事情，不斷的把可能有用的資訊，還有思考的方向，蒐集起來，整理起來，放在社群上，形成一個節省時間找尋有意義資訊的資料庫。
因為「網路」，時代正在改變，以前可能經歷20年以上才出現明顯的趨勢改變，如今，每年都在改變，很多「低理解性」的知識，透過網路，可以把一門知識或經驗，甚至是某個年代的資訊與歷史，可以快速安裝到腦袋裡，Joe不用存在過1970年，但一樣可以找到1970年代的某些事物，完全超越了年齡的學習方式。
「英文」、「邏輯」、「數據統計」、「尋找和整合資料」的重要性在網路上非同小可，這四個項目的組合應用效果遠超乎大多數人的想像，英文閱讀能力可以使自己讀取資訊時，不受國界的限制，得到更多脫離原本思維的價值觀或資訊，閱讀國際資訊的速度也能變得更快，不過某些軟體的多國語言翻譯能力也很驚人，未來可能可以取代「英文」，還要搭配各種可靠的統計數據來建構自己的思考資料庫，有客觀的資料，搭配自己的邏輯判斷能力，把看到的資訊做整合，長期累積這些知識在腦袋裡，會不知不覺增加對全球經濟，或社會環境快速變遷的適應能力。
2002年以後，全球經濟和產業有了劇烈的變化，各種新行業從歐美和中國默默地醞釀，從電腦、手機、平板電子商品的演變趨勢就可以看到，這些大多是結合「網路」、「科技」和「服務」的複合產業，科技之本，永遠是人，例如，一隻普通的手機，搭配網路App軟體、社群網站facebook的功能，「人類互動服務」所產生的相關功能，立刻提升好幾個等級，在「科技產品」可以量產的時代，「服務」、「時間」、 「智慧財產」的重要性遠重要於「高科技研發」，「創新知識」的重要性遠重要於「複製知識」，過去以製造業代工為主的台灣人來說，「原物料以外的成本」都不算成本，對於思考「服務」的高附加價值更是難以想像。
現在台灣高中以下的教育，甚至是某些大學教育方式，早已不符合這個時代的需求，目前的學校教育幾乎都是以複製類似性質的國民為主，而非教育國民思考，下一個15年內，全球主流產業所需要的人才，台灣教育根本來不及培育出來，這實在是台灣國際競爭力非常巨大的危機。
不論是年輕人的能力遠不如學歷，校園所學不足以滿足職場所需，或是台灣企業怠惰，不願意付出成本培養人才，建構優質職場環境的因素，不管是前者，還是後者，或者兩者都有，都改變不了世界正在快速變化的事實，例如能源業的油頁岩開發技術變革、汽車業的製程和動力裝置變革、Big data在各產業的應用、生物科技的變革、傳統手機流行變成平板電子商品等，尤其是網路和科技快速進步的同時，每天都可能有新的些微變化，日復一日，累積成巨大的變化，不管你是屬於哪個領域或者知識水平，都應該改變過去學習新知的方式。
隨著行動通訊和網路便利性越來越高，越來越多人把各式各樣的資訊放到網際網路上，近幾年來，隨著網站作者和部落客把各種資訊經過系統化的整理，網路越來越盛行的時代裡，尋找資訊已經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情，透過、Facebook和Twitter，網路變成一本最大且時時刻刻更新的書，完全呈現一個「資訊氾濫」的情況，遠超過傳統實體書籍整合資訊的速度，甚至是一般人所能吸收資訊的速度，資訊實在是太氾濫了，不管是工作或生活周邊的疑難雜症，透過網路都可以快速整合出適合的解決方法，只要肯動手去找和研究，能找到的新資訊趨近無限多，所以快速找到符合自己所需的資訊就變成關鍵，這樣才能提高吸收資訊的效率，這也是Joe這幾年一直在做的事情，不斷的把可能有用的資訊，還有思考的方向，蒐集起來，整理起來，放在社群上，形成一個節省時間找尋有意義資訊的資料庫。
因為「網路」，時代正在改變，以前可能經歷20年以上才出現明顯的趨勢改變，如今，每年都在改變，很多「低理解性」的知識，透過網路，可以把一門知識或經驗，甚至是某個年代的資訊與歷史，可以快速安裝到腦袋裡，Joe不用存在過1970年，但一樣可以找到1970年代的某些事物，完全超越了年齡的學習方式。
「英文」、「邏輯」、「數據統計」、「尋找和整合資料」的重要性在網路上非同小可，這四個項目的組合應用效果遠超乎大多數人的想像，英文閱讀能力可以使自己讀取資訊時，不受國界的限制，得到更多脫離原本思維的價值觀或資訊，閱讀國際資訊的速度也能變得更快，不過某些軟體的多國語言翻譯能力也很驚人，未來可能可以取代「英文」，還要搭配各種可靠的統計數據來建構自己的思考資料庫，有客觀的資料，搭配自己的邏輯判斷能力，把看到的資訊做整合，長期累積這些知識在腦袋裡，會不知不覺增加對全球經濟，或社會環境快速變遷的適應能力。
2002年以後，全球經濟和產業有了劇烈的變化，各種新行業從歐美和中國默默地醞釀，從電腦、手機、平板電子商品的演變趨勢就可以看到，這些大多是結合「網路」、「科技」和「服務」的複合產業，科技之本，永遠是人，例如，一隻普通的手機，搭配網路App軟體、社群網站facebook的功能，「人類互動服務」所產生的相關功能，立刻提升好幾個等級，在「科技產品」可以量產的時代，「服務」、「時間」、 「智慧財產」的重要性遠重要於「高科技研發」，「創新知識」的重要性遠重要於「複製知識」，過去以製造業代工為主的台灣人來說，「原物料以外的成本」都不算成本，對於思考「服務」的高附加價值更是難以想像。
現在台灣高中以下的教育，甚至是某些大學教育方式，早已不符合這個時代的需求，目前的學校教育幾乎都是以複製類似性質的國民為主，而非教育國民思考，下一個15年內，全球主流產業所需要的人才，台灣教育根本來不及培育出來，這實在是台灣國際競爭力非常巨大的危機。
- 12月 03 週二 201311:17
中國機會的夾縫一代
Joe：「這個影像針對世代的落差描述蠻寫實的，而且他確實給兩個世代分析了未來適合發展的路線，非常建議讀者可以耐心地看看，對自己的未來發展思維蠻有幫助的。」
1980世代這一代人，從總體上來看，他們就是中國機會的夾縫一代，就是一場很悲催的人生。所以面對悲催的人生，你一定要有非常的方法。否則就很難擺脫這種命運。
這些找著工作的還真別看不起那些到現在還沒找著工作的同學，沒準十年、二十年之後，你們混的不如那個找不著工作的人好，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存活，往往以一個獨立的手藝人的方式存活，比加入組織好的多。
無論在怎樣的組織裡，衡量你的價值的尺度就是領導，一個人幹得好不好，討不討領導喜歡這是關鍵，他的喜怒哀樂、個人偏好都對你的市場價值會產生最致命的影響。而一個個人的喜好，老天爺阿，這個東西不確定性就非常大阿！
可是做為一個手藝人，你面對的衡量你價值的整個環境就不一樣，所以我說市場是一個最公道的價值評價體系，因為市場是靠無數節點和你的聯繫，然後對你形成一種定價機制。"
結論是，每個人都應該把自己當是一間公司來經營，例如個人財務就應該像公司的會計部門一樣，衡量未來五年現金流量；個人品牌就應該像行銷部門一樣，讓外界 充分認識你的能力，並了解客戶的需求；個人技術就應該項研發單位一樣，持續開發新的技術，保持競爭優勢，個人如何辛苦其實不重要，提供了什麼價值才是最大 關鍵。
1980世代這一代人，從總體上來看，他們就是中國機會的夾縫一代，就是一場很悲催的人生。所以面對悲催的人生，你一定要有非常的方法。否則就很難擺脫這種命運。
這些找著工作的還真別看不起那些到現在還沒找著工作的同學，沒準十年、二十年之後，你們混的不如那個找不著工作的人好，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存活，往往以一個獨立的手藝人的方式存活，比加入組織好的多。
無論在怎樣的組織裡，衡量你的價值的尺度就是領導，一個人幹得好不好，討不討領導喜歡這是關鍵，他的喜怒哀樂、個人偏好都對你的市場價值會產生最致命的影響。而一個個人的喜好，老天爺阿，這個東西不確定性就非常大阿！
可是做為一個手藝人，你面對的衡量你價值的整個環境就不一樣，所以我說市場是一個最公道的價值評價體系，因為市場是靠無數節點和你的聯繫，然後對你形成一種定價機制。"
結論是，每個人都應該把自己當是一間公司來經營，例如個人財務就應該像公司的會計部門一樣，衡量未來五年現金流量；個人品牌就應該像行銷部門一樣，讓外界 充分認識你的能力，並了解客戶的需求；個人技術就應該項研發單位一樣，持續開發新的技術，保持競爭優勢，個人如何辛苦其實不重要，提供了什麼價值才是最大 關鍵。
- 11月 28 週四 201323:42
補貼政策與社會對新產業的關係
本文經網路作家Chenglap同意後，經Joe整理與加入資料，改編而成
事實上，韓國近年來最悲苦是1998金融風暴的時候，他的遊戲產業也被摧殘過一次，很多遊戲公司在那時斷頭，Gamania是那時候去韓國代理遊戲，因為韓幣大貶值和經濟崩盤，結果只用了預期成本的1/6就代理了極度優質的遊戲，你可以想像1/6的價錢是一種跳樓大賤賣，那時韓國遊戲界像天堂這樣等級的作品，慘到用很誇張的價錢被買走版權，接著韓國政府直接用豪華的政策來扶植包括遊戲產業內的產業，政府付錢，免兵役，用計劃經濟去強迫扶植，這一點都不浪漫，這是南韓政府策動的一次豪賭，15年後，如大家所見，給南韓政府賭對了，現在回頭去看當時的政策，大家就覺得南韓政府很英明，事實上，這是政府補助新產業，高風險產業，如果在台灣，立刻就會碰到臺灣社會的道德潔癖，憑甚麼要納稅人為你做遊戲的夢想買單，然後就結束沒下文了，然後你還會看到很多人都認為，產業發展靠補助就輸了，沒那個資本還要靠補助，或者靠補助就是無競爭力的產業，根本不應該生存，你就別做了。
接著大家也可以想到結果，大家都沒有足夠資本，有心無力，一起去考公務員算了吧，如果大家都公務員，剩下的資本就是政府了，政府的資本就是補助，甚至可惜的是，真的有補助發出來的時候，臺灣政府的評審，永遠都是打保險牌，一定是先給老字號的大企業，因為給他們比較保險，可以最短時間內看到效果，但即使給了他們這些補助，也不會產生任何有意義的結果，最後問題回到原點，即使有了補助，這些補助依然被原本的老舊產業吸走，這是不同社會對幼苗產業的態度，臺灣無法理解新的產業本身就是很容易就摧毀的幼苗，大家會嘲諷這些產業，嘲笑這些幼苗靠自己力量沒辦法渡過暴風雨，是劣等農作物，然後就飯都別吃了。
在遊戲產業中，你會在臺灣看見遍極度愚蠢的言論，某些中年人會跑出來說，你們這世代多好啊，我年輕時都沒辦法寫APP創業，這些人真心以為寫個APP，就等於隨隨便便能發財，讓媒體散佈言論，認為遊戲是幾個廉價的免費義工，無厘頭突然就發財的神奇故事，昨天看到一句話，「我是公務員，不太懂做生意，但我覺得台灣景氣不錯」，這社會根本就是從上而下彌漫著目光如豆的風氣，大部份人都只看到最狹窄的自己，無視自我以外的立場，公務員可以以為外面景氣良好，不是做技術的人，則以為技術是隨便都會變錢的魔法，學校以為我教了很多學生，作育英才非常偉大，他們找不到工作不是我的錯，我作為XXXX，不是我的責任，這全是其他人的責任，我只做好我XXXX的部份就好，這樣的人，如果是在社會底層，那麼問題還不嚴重，但如果這樣的人佔領社會的中產階級或上流社會，掌握社會的資產，那就問題大了，牛肉在他們手上，又或者他們控制了牛肉，對於一個以為外面景氣良好的公務員，如果給他審核資助的權力，那麼可以想像他會審給誰，你給他們教育，大概也知道會教什麼東西出來，金融風暴會讓不少人中年失業，失去資產，表面看來很可憐，但也別忘了，有些被時代淘汰，該中年失業的人沒失業，問題就會轉嫁在年輕人身上，社會福利制度的好處在於，補助失業者，養懶人總好過讓過時的人尸位素餐，死守權位為禍人間好得多了，在中國、韓國、美國，一大堆30多歲的年輕企業家，領導大企業縱橫的戰場，在臺灣卻是由50歲，甚至60歲以上的人在領導，一堆50歲的幹部，競爭對手的年齡架構差了20年，這戰還能打下去？
臺灣的補助是塞大企業一堆錢，然後年輕人低薪資，如果反過來，給有能力的年輕人一堆錢，模仿歐美和中國企業的團隊架構方式，進行你死我亡的高風險對決，高薪請人或快速升值加薪，論功行賞，不用再忍受那些明明有工作能力，也要先來個五年才能升遷的詭異制度，然後給予老將22k退休金，別勉強找工作了，這樣搞不好大家還更好過。
「韓國」或是「臺灣」只有媒體和輿論壓力，只是韓國的輿論壓力是壓迫大家向上進取的壓力，沒有做出成就的人，沒想過要做出成就的人，都會受到輿論壓迫，若我們會認為這是一個缺點時，換句話說，我們認為被壓迫而進取向上是不對的，我們寧可接受大家都不作為，誰都不壓迫誰做事，大家都接受少做少錯，不做不錯的生存方式，而不會受到責備，那倒過來說，社會輿論如果是，先責備想要改變這環境的人，政府和人民和媒體都是順應整個觀念而已，厚待寬待不做事的人，至於做事和想改變的人的事情，則全部用放大鏡看待，只要有一個錯誤，就會群起攻之，對不做事的人如此的寬容，看到做事的人，就把標準上升為聖人等級。
在臺灣，人們「在自己不了解的原因」的前提下，等著收入突然提高，卻不談收入低的前因後果，這是很常見的事情，產業的問題不談，國際環境的應對不談，投資方向的問題不談，資金來源的問題不談，經濟結構的毛病不談，企業積層的問題不談，把耳朵閉上，某天就會雨過天晴，大家過爽日子，這是可能的嗎？
南韓在金融風暴時，人民收入大減，過得比現在的臺灣要慘得多，如今的收入增加是變革的結果，但南韓也不是一路順利走過來的，至少南韓在經濟崩潰時，有民眾願意把自己的藏金拿出來捐獻，那意味著韓國人會覺得即使是自己也都有責任，而不是單純去找別人的責任，在南韓，不做事的人會面對很大的壓力，但臺灣則是做事的人會面對很大的壓力，大家都擁有同一種言論自由，只是南韓人用來鞭策自己，而台灣是用來妨礙有人鞭策自己，說到底，潛意識裡害怕被鞭策，結果下意識還比較同情沒長進的人，其實南韓和台灣都會罵人，只是罵自己或別人的差別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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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上，韓國近年來最悲苦是1998金融風暴的時候，他的遊戲產業也被摧殘過一次，很多遊戲公司在那時斷頭，Gamania是那時候去韓國代理遊戲，因為韓幣大貶值和經濟崩盤，結果只用了預期成本的1/6就代理了極度優質的遊戲，你可以想像1/6的價錢是一種跳樓大賤賣，那時韓國遊戲界像天堂這樣等級的作品，慘到用很誇張的價錢被買走版權，接著韓國政府直接用豪華的政策來扶植包括遊戲產業內的產業，政府付錢，免兵役，用計劃經濟去強迫扶植，這一點都不浪漫，這是南韓政府策動的一次豪賭，15年後，如大家所見，給南韓政府賭對了，現在回頭去看當時的政策，大家就覺得南韓政府很英明，事實上，這是政府補助新產業，高風險產業，如果在台灣，立刻就會碰到臺灣社會的道德潔癖，憑甚麼要納稅人為你做遊戲的夢想買單，然後就結束沒下文了，然後你還會看到很多人都認為，產業發展靠補助就輸了，沒那個資本還要靠補助，或者靠補助就是無競爭力的產業，根本不應該生存，你就別做了。
接著大家也可以想到結果，大家都沒有足夠資本，有心無力，一起去考公務員算了吧，如果大家都公務員，剩下的資本就是政府了，政府的資本就是補助，甚至可惜的是，真的有補助發出來的時候，臺灣政府的評審，永遠都是打保險牌，一定是先給老字號的大企業，因為給他們比較保險，可以最短時間內看到效果，但即使給了他們這些補助，也不會產生任何有意義的結果，最後問題回到原點，即使有了補助，這些補助依然被原本的老舊產業吸走，這是不同社會對幼苗產業的態度，臺灣無法理解新的產業本身就是很容易就摧毀的幼苗，大家會嘲諷這些產業，嘲笑這些幼苗靠自己力量沒辦法渡過暴風雨，是劣等農作物，然後就飯都別吃了。
在遊戲產業中，你會在臺灣看見遍極度愚蠢的言論，某些中年人會跑出來說，你們這世代多好啊，我年輕時都沒辦法寫APP創業，這些人真心以為寫個APP，就等於隨隨便便能發財，讓媒體散佈言論，認為遊戲是幾個廉價的免費義工，無厘頭突然就發財的神奇故事，昨天看到一句話，「我是公務員，不太懂做生意，但我覺得台灣景氣不錯」，這社會根本就是從上而下彌漫著目光如豆的風氣，大部份人都只看到最狹窄的自己，無視自我以外的立場，公務員可以以為外面景氣良好，不是做技術的人，則以為技術是隨便都會變錢的魔法，學校以為我教了很多學生，作育英才非常偉大，他們找不到工作不是我的錯，我作為XXXX，不是我的責任，這全是其他人的責任，我只做好我XXXX的部份就好，這樣的人，如果是在社會底層，那麼問題還不嚴重，但如果這樣的人佔領社會的中產階級或上流社會，掌握社會的資產，那就問題大了，牛肉在他們手上，又或者他們控制了牛肉，對於一個以為外面景氣良好的公務員，如果給他審核資助的權力，那麼可以想像他會審給誰，你給他們教育，大概也知道會教什麼東西出來，金融風暴會讓不少人中年失業，失去資產，表面看來很可憐，但也別忘了，有些被時代淘汰，該中年失業的人沒失業，問題就會轉嫁在年輕人身上，社會福利制度的好處在於，補助失業者，養懶人總好過讓過時的人尸位素餐，死守權位為禍人間好得多了，在中國、韓國、美國，一大堆30多歲的年輕企業家，領導大企業縱橫的戰場，在臺灣卻是由50歲，甚至60歲以上的人在領導，一堆50歲的幹部，競爭對手的年齡架構差了20年，這戰還能打下去？
臺灣的補助是塞大企業一堆錢，然後年輕人低薪資，如果反過來，給有能力的年輕人一堆錢，模仿歐美和中國企業的團隊架構方式，進行你死我亡的高風險對決，高薪請人或快速升值加薪，論功行賞，不用再忍受那些明明有工作能力，也要先來個五年才能升遷的詭異制度，然後給予老將22k退休金，別勉強找工作了，這樣搞不好大家還更好過。
「韓國」或是「臺灣」只有媒體和輿論壓力，只是韓國的輿論壓力是壓迫大家向上進取的壓力，沒有做出成就的人，沒想過要做出成就的人，都會受到輿論壓迫，若我們會認為這是一個缺點時，換句話說，我們認為被壓迫而進取向上是不對的，我們寧可接受大家都不作為，誰都不壓迫誰做事，大家都接受少做少錯，不做不錯的生存方式，而不會受到責備，那倒過來說，社會輿論如果是，先責備想要改變這環境的人，政府和人民和媒體都是順應整個觀念而已，厚待寬待不做事的人，至於做事和想改變的人的事情，則全部用放大鏡看待，只要有一個錯誤，就會群起攻之，對不做事的人如此的寬容，看到做事的人，就把標準上升為聖人等級。
在臺灣，人們「在自己不了解的原因」的前提下，等著收入突然提高，卻不談收入低的前因後果，這是很常見的事情，產業的問題不談，國際環境的應對不談，投資方向的問題不談，資金來源的問題不談，經濟結構的毛病不談，企業積層的問題不談，把耳朵閉上，某天就會雨過天晴，大家過爽日子，這是可能的嗎？
南韓在金融風暴時，人民收入大減，過得比現在的臺灣要慘得多，如今的收入增加是變革的結果，但南韓也不是一路順利走過來的，至少南韓在經濟崩潰時，有民眾願意把自己的藏金拿出來捐獻，那意味著韓國人會覺得即使是自己也都有責任，而不是單純去找別人的責任，在南韓，不做事的人會面對很大的壓力，但臺灣則是做事的人會面對很大的壓力，大家都擁有同一種言論自由，只是南韓人用來鞭策自己，而台灣是用來妨礙有人鞭策自己，說到底，潛意識裡害怕被鞭策，結果下意識還比較同情沒長進的人，其實南韓和台灣都會罵人，只是罵自己或別人的差別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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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4月 07 週日 201322:56
2012年中國央視「為什麼是馬雲」演說
Joe：「中國的網路商業貿易正在熱烈的蓬勃發展，馬雲的眼界已經可以媲美全球許多大型企業的CEO了。」
Economic miracle (9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