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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，2011年5月份統計顯示，全國受僱者平均月薪約3.5萬，台灣829萬勞工有42.9％處於月收入不到台幣3萬元的狀況，其中月收入不到台幣3萬元的勞工中，30歲以下年輕人佔了26.84％，月收入超過台幣3萬元的勞工中，30歲以下年輕人只佔了16.29％，從數據來看年輕人的勞力相當不值錢。

2011年台灣受薪階級勞工每月薪資

　　高等教育越來越普及，愈來愈多年輕人在學校就讀，延遲就業，25歲以下的年輕人可能才初進入社會，所以薪水不高，加上這幾年非典型就業機會增加，例如臨時工、部分工時及派遣工作）增加，勞工供給量持續增加，壓低了薪資水準，理想工作機會難找，所以只要經濟可以負擔，年輕人就繼續留在學校，就算脫離校園生活，年輕人因為薪資過低，所以進入職場的意願也降低。

　　從數據來看，30～39歲的年輕族群在失業人群中，比例從2005年開始是逐漸上升的，15～29歲族群的失業比例在2009年以後逐漸上升，15～19歲的族群和40～59歲的族群，2009年以後，失業比例漸減少，進入就業市場。

註：社會上願意參與市場生產工作的人力，包括實際有工作的就業者與正在找工作的失業者，稱為勞動力，勞動參與率＝勞動力／人口＝（就業＋失業）／人口

　　從1991年和2011年的勞動參與率來看，30歲以下的年輕族群，勞動意願仍然是頗高的，50歲以上的勞動參與率，則沒有明顯上升。

　　台灣勞動族群失業的主因，主要在於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，還有對原有工作不滿意，前者主要是受2008年美國經濟蕭條所引起的經濟全面受創，2011年以後，這項因素已大幅下滑，2011年主因在於對原有工作不滿意，除了工作環境不滿意，另外一項重點就是薪資，大多數勞工的薪資實在太低廉了。

　　2002年以來，台灣勞動族群的平均收入是增加的，但增加的收入分配的落差頗大，30歲以下的勞動階級，受雇年薪從2000年以後，就沒有再增加，30～34歲的勞動族群，2005年以後，受雇年薪甚至是下滑的，35～39歲的勞動族群，受雇年薪在2007年以後也是逐漸下滑的，2007年以來，40歲以下的勞動階級，受雇薪資至少已經被壓抑了4年之久，30歲以下的年輕勞動族群，更是被壓抑了10年以上，長期以來，大多數年輕人的受雇年薪都沒有增加。

　　就算加入兼業薪資、營業淨收入、財產所得收入、自用住宅設算租金收入、經常移轉收入、其他可統計的雜項收入，那麼未滿30歲的年輕人，年收入更是可憐，2000年以來，平均年收入維持在40～45萬之間，30～34歲的勞動階層，年收入從2000年以來，甚至是呈現下滑的趨勢，35～39歲的勞動族群，2000年以來也沒有成長，2007年以後，年收入平均甚至下滑5萬元，整體來說，2000年以來，除了45歲以上的勞動階層年收入持平或緩和成長以外，廣大的45歲以下的勞動階層，年收入普遍無增長，甚至有些年齡層還出現10％以上的衰退，勞委會的數據顯示，台灣社會新鮮人平均起薪約為26000元，全台大約半數工作者第一份工作起薪低於2.6萬，許多勞工對於薪資上漲之日，根本不抱任何期待。

個人可支配平均所得：個人所得減去繳付政府直接稅及各種移轉支出後的餘額。

　　台灣勞工對於薪資滿意度普遍低落，是給企業的重要警訊，截至2012年7月為止，基本工資為1萬8,780元、時薪為103元，1997年，政府調整至每月新臺幣15,840元後，直到2007年為止，將近十年沒有調整基本工資，2007年，基本工資才調整為每月新臺幣17,280元，每小時新臺幣95元，薪資成長率遠低於10年之間的通貨膨脹，如果考慮1997～2007年的通貨膨脹因素，1999年以來，台灣家庭的每戶可支配所得在90萬的水準停滯不前，而個人可支配平均所得仍然停留在25萬的水準，從數據來看，台灣10多年來的經濟成長結果，並未分散給廣大的勞工和家庭。

　　2007年以後，每年第三季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都會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，隨經濟發展狀況及施政考量，考慮調整薪資，每年調漲薪資的議題都會引發工商團體反彈，往往用國內經濟成長率可能下修的理由，成為資方抗拒基本工資調漲的理由，甚至還鬆綁製造業大廠的聘雇外勞規定，增加低薪勞工供給，變相抑制台灣勞工的薪資。

　　企業不斷反映工廠是全天候運作，藍領外勞所從事的3K產業（辛苦、污穢、危險之工作）幾乎都是台灣年輕人不做的，台灣勞工不願從事夜班，核配比例又受限，夜班人力不足已影響到產業競爭力。

　　事實上，台灣大多數勞工族群絕非不願意從事3K產業或夜班工作，關鍵在於薪資，2005年到2010年，台灣年輕人光是外移到澳洲打工就業的人數，從數百人快速增加到萬人，2011年以後，每個月的數量更是快速增加，這還不包含外移到加拿大、德國、美國、中國、英國的部分，澳洲是極度缺乏藍領勞工的國家，工作職缺不乏農林漁牧礦業、製造業相關，工作內容絕不比3K產業輕鬆，台灣年輕人肯遙遠移居到澳洲，卻不肯留在國內從事性質相似的工作，意味著台灣年輕族群並不滿意台灣的工作環境，資方企業所開出的資薪條件，遠遠低於工作所付出的勞力與努力，這才是某些產業缺工，但國內依然高失業率的主因之一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，台灣資方願意提高付出的薪資成本，缺工問題就能得到明顯改善。

　　美國、德國、新加坡、澳洲、法國、中國等國家，願意以高待遇或優渥條件，吸引國際人才和外國移民，國際人才和國內勞工互相競爭之下，會提升自身能力，留在國內爭取優渥工作機會，企業雖然付出較高的成本，但能夠得到更好的人才，增加競爭力，勞工和企業一起得到更多利潤，互利共存，而非企圖以競相低薪爭取低階勞工，開放外國勞工，因為低薪吸引到的外國勞工是品質落差非常大的，只能暫時改善國內低階工作職缺不足的問題，舉國上下，本國勞工為了和外國低階勞工競爭，不得不委屈就業，全面低薪的就業市場，只會逼大量國內人才外移，企業無法獲得良好人才，競爭力無法提升，一旦跑到國外和國際廠商競爭，只會越來越差導致營運不佳，企業被迫降低營運成本調降薪資，吸引到的勞工素質更差，惡性循環。

　　想要改善青年就業問題，應改變國內產業的運作模式，將生產過剩的產業，變成更多不同的相關產業來擴張發展，才能創造工作機會，而且不能太過集中投資少數產業，否則創造就業機會有限，而且應該扶植中小企業，中小企業才是台灣經濟成長所在，能夠創造較多工作機會。

　　聯合國公布的《2012年世界投資報告》顯示，台灣吸引外資額的排名，下滑到全球倒數第二，台灣審計部公布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，也發現外國企業投資「淨匯出」情形越來越嚴重，年輕人薪資過低只是問題造成結果的冰山一角，關鍵是台灣人才不斷的再移出，因為留在台灣沒辦法獲得更多的工作利潤，就業市場上，不僅是老闆尋找好員工，好員工也在尋找好老闆，台灣資方過於吝嗇，長期下來，會讓本身企業經爭力逐漸下滑，而台灣政府近十多年來，都是偏向資本家的右派資本主義政策，不像美國民主黨、英國工黨、德國社會民主黨、澳洲工黨，台灣缺乏左派社會主義的力量抗衡，國家經濟成長的利潤長期過度集中在資本家手上，政策改變經濟，政府改變政策，台灣政府應該改善有利於勞工的經濟政策，讓企業透過提高薪資和優渥福利，向上吸引國際人才和本國勞工競爭，不僅改善勞工就業環境，也可以提升企業競爭力，同時帶來企業利潤，利潤回饋勞工，而非任由資方維持廉價勞工市場，向下爭取低階外國勞工，逼國內人才出走，國際競爭力每況愈下。